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恂士天生-鲁迅1926年在厦门任教三个多月-最新军事新闻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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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楼记

这次饮酒,属日常聚会,并无专门主题。唯其如此,更显出浙江籍学人日常交游之紧密。值得注意的是由此次闽式饭菜引出的鲁迅与闽肴、闽客、闽人之间的纠葛。

座中董恂士、鲁迅、钱稻孙、许寿裳都是浙江人氏,同在教育部共事。其中董恂士是领导,时任教育部秘书长、次长。

最後说闽人。鲁迅去福建教书时,对厦门的第一印象很不好,说厦门「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,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」,他经常遭到一些势利的厦门人的冷眼,就连集通银行的职员为他支取四百大洋薪水的现金支票时,都怀疑支票的真假。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印象更是十分糟糕,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形容厦门大学,是「硬将一排洋房,摆在荒岛海边上」。在校长林文庆的秘密授意下,几个刚从北京来厦门任教的「现代评论派」的人物逼鲁迅搬家,鲁迅被赶到厦大的地下室居住,屋里原有两个灯泡,还非得摘下一个不行。鲁迅1926年在厦门任教三个多月,终於不堪排挤和打击,於1927年1月离开厦门。

1912年9月27日晚,鲁迅和董恂士、钱稻孙等人去北京劝业场吃饭,对福建菜略有微词。鲁迅日记载:「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,董恂士、钱稻孙、许季黻在坐,肴皆闽式,不甚适口,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。」

其基调与1912年劝业场小有天的那次饭局无不暗合:「肴皆闽式,不甚适口。」

对福建人事物的许多不良印象沉淀到一定程度,8年後,鲁迅居然写了一篇只有三句话的杂文《「天生蛮性」》,集中讽刺福建人氏,这在鲁迅个人论战史上是十分罕见的:

先说闽肴。小有天是福建饭馆,但鲁迅说它「肴皆闽式,不甚适口,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」。红糟产於福建,在红曲酒制造的最後阶段,将发酵完成的衍生物,经过筛滤出酒後剩下的渣滓就是酒糟(即红糟),可做成食品添加物调制红糟肉、苏式酱鸭等。小有天饭馆虽然并不起眼,闽肴对鲁迅也不可口,但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似乎比较青睐此地。鲁迅日记载,1913年4月27日,「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」;1914年1月2日,「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」。两次公宴都放在这里举行,可见劝业场小有天还是有一定号召力。

薛林荣(作家,腰缠十万字的西北牧羊人)

林语堂1934年因反对「大众语」而受到批评后,在给曹聚仁和陈子展的信中说:「我系闽人,天生蛮性;人愈骂,我愈蛮。」又称赞辜鸿铭的「蛮子骨气」,说「此种蛮子骨气,江浙人不大懂也。」文中江浙人,显然是指鲁迅。辜鸿铭曾在所着《春秋大义》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。郑孝胥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时鼓吹「王道政治」,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。林语堂在他主编的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等刊物上,鼓吹「性灵派文学」。鲁迅将这些福建籍人氏并列一处加以讽刺,这当然反映着他一惯的战斗文风,但从他刻意归纳和放大闽人的「天生蛮性」可知,似乎也有一些与自己经历相关的地域偏见在里头。

「天生蛮性」——为「江浙人」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;郑孝胥先生讲王道;林语堂先生谈性灵。

再说闽客。1912年5月,32岁的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,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,住在绍兴会馆时,一群闽客是鲁迅的邻居,他们的高声喧哗往往扰了先生的思想与睡眠。1912年8月12日,「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,狺狺如犬相啮,不得安睡。」这次鲁迅强忍着没有发作。9月20日,「夜雨不已。邻室又来闽客,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,出而叱之,少戢。」这次,鲁迅发作了,且受此闽音影响,在上文谈及的本月27日晚与董恂士、钱稻松等人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时,对闽菜甚不感冒。10月7日,「晚邻闽又嗥。」「又嗥」二字,让人喷茶。之後,闽客似乎搬走了。12月23日,「夜风。院中南向二小舍,旧为闽客所居者,已虚,拟移居之,因令工糊壁,一日而竣,予工资三元五角。」五天後,先生移入此南向二小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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